在香港的城市規劃體系中，每幅土地的發展潛力—包括地積比率、建築物高度及上蓋面積等，均受法定圖則規範。這些限制旨在確保發展密度與地區基建承載力及環境容量相匹配。值得一提的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設立了「略為放寬」機制（Minor Relaxation），容許業主或發展商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針對個別發展項目申請適度放寬這些限制。此機制並非對規劃標準的否定，而是在特定條件下為發展項目提供一定靈活性，以促進更優質的規劃成果。 「略為放寬」機制的設立，源於城規會意識到僵化的規劃標準未必能回應每幅土地的獨特情況。其政策目標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回應社會需求變化。隨着人口老化，長者護理、幼兒託管等社會設施需求上升；在房屋供應緊張下，政府亦需在規劃上靈活調配。其次，解決地盤的特殊限制。部分用地存在先天制約，如地勢起伏、鄰近鐵路結構、受道路噪音影響等。第三，鼓勵優化設計。城規會希望透過放寬機制，引導發展商提供超越法定標準的規劃改善，例如公共空間、行人連接、綠化及通風等配套，體現「以彈性換取質素」的核心精神。 回顧2025年就「略為放寬」發展限制的申請紀

財政司司長在新一份《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一項名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的先導計劃。政府建議撥款2億元設立該基金，目標是鼓勵非政府組織、社區團體及私營機構推展鄉郊旅遊項目，推動北部都會區村落的發展和活化。 位於北都的認可鄉村，資助範疇包括推廣活化文物景點（如新田大夫第）、舉辦深度遊活動（如文化導賞、務農及單車遊），以及研究放寬政策限制，讓村屋有機會轉型為餐廳或民宿等新型態用途。 該基金正好回應政府「無處不旅遊」及「城鄉共融」的新施政理念。多年來，北部都會區的開發重心在大型基建及創科產業，原居民和鄉郊社區未必能及時分享到發展紅利。今次計劃旨在「還富於民」，將文化、自然資源與旅遊經濟結合，促進村落轉型及社區共融。透過資助，將具特色的文化古蹟、自然生態，及村落經濟有機串聯，讓原居民和社區共同參與，推動由下而上的鄉村振興。 不過，推展鄉村旅遊仍面對不少挑戰。硬件方面，許多鄉村依舊面對「車到人不到」的窘境——村路狹窄、公眾停車位短缺，以及廁所設施未現代化等問題。軟件上，現行法規對村屋作商業用途設有重重門檻，即使欲改建為小型餐飲或民宿，許可流程

《香港城市發展與自然共融之道 （上）》回顧了香港濕地保育政策的歷程，點出本地民間倡議和政府合作下，逐步建立的保護框架。隨着城市發展加速，香港要在增地同時守護生態，「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日漸受關注。本文將以新田科技城和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兩大新發展項目為例，探討NbS在實際規劃如何推動城市與生態共存。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已成為香港城市規劃新里程碑，其中新田科技城與三寶樹濕地公園的「發展與保育並行」策略，最能體現這股新思維。當局強調「藍綠交織」，既預留鷺鳥林、鳥類飛行路徑，設生態走廊、棲息地重置，並設立濕地公園。以三寶樹濕地為例，官方提出合併小魚塘為大水體、建生態浮島、優化塘岸、設圍欄與水平管理，多管齊下提升水鳥覓食及棲息環境。這些主動管理措施，目標是在工程前後達至生態影響的平衡甚至提升。 不過，現階段措施大多仍屬原址補償，難以應對高密度發展下的額外需求。參考香港規劃界早有如《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的「跨區地積比轉移」，既然發展權可跨區流動增效，生態補償機制亦可引入「生態單位轉移」制度：換言

濕地是香港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資產，不僅維持生態平衡，更提升城市生活質素。隨着城市快速發展，香港土地資源緊絀，如何在城市規劃與生態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議題。本文將簡述過去半世紀香港濕地政策發展，並探討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在新市鎮發展中的應用。 香港的濕地保護政策經歷由民間倡議、專業規劃到法制建構的演變。1970年代，后海灣沿岸開始出現大規模地產發展，令米埔及鄰近濕地生態飽受威脅。當時缺乏完善法規，保育主要依靠民間力量。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接管米埔，成立米埔自然保護區，這標誌着重要濕地由自發保護走向有組織管理。 1995年是香港濕地保育的關鍵分水嶺。米埔和內后海灣共約1,500公頃濕地被列為《拉姆薩爾公約》國際重要濕地，代表香港承擔起國際保育義務。政府亦在大綱圖首次引入「濕地保育區」和「濕地緩衝區」，為后海灣周邊土地用途設下發展限制，保護政策從民間主導逐漸過渡到政策層面。 進入2000年代，《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成為濕地保育的重要法律工具。根據「避免、減少、補償」三原則，所有可能對濕地生

香港的城市發展正處於關鍵轉型期，無論是北部都會區的雄圖，還是舊區更新，均牽涉多元的土地利益、社區網絡及不同層次的發展需求。現行規劃體系雖具穩固的法治基礎和布局宏觀，但隨着公眾對發展品質、地區特色和參與度的期望不斷提升，如何在高效推進項目同時，更細膩貼地回應每個社區的獨特聲音，成為重要課題。 從旁觀者變參與者 在過去四年參與打鼓嶺等鄉郊地區規劃顧問工作時，我們深刻體會挑戰與機遇，亦不斷探索新的協作路徑。項目強調專業協調與社會參與，透過系列公眾活動，吸引逾3,000名政府部門、學術界、專業團體及居民參與，切實推動政策方向與社區意願的雙向融合。 作為地區規劃顧問，我們有系統地整理並轉譯社區意見，將其納入方案設計，並積極與立法會及相關政策單位對接，確保地區發展需求得以有效回響。於過程中，我們倡議「每區一規劃師」協作機制，期望加強規劃專業在複雜發展議題中的協調角色與公信力，推動居民從旁觀者變為共建願景的夥伴。 提供「陪伴式服務」 這一構想部分源自香港曾倡議的「社區規劃師」以及內地推行中的「責任規劃師」制度。內地的經驗多以區或街道財政投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

隨着內地研究夥伴的加入，我得以從全新視角觀察中國區域發展。今期專欄聚焦比較長三角與粵港澳大灣區在創科及工業園區的發展路徑，並探索這些經驗對香港的啟示。希望藉由梳理兩地模式異同，為區域協同及香港未來定位提供參考。 長三角以上海為核心，涵蓋江蘇、浙江、安徽，總面積逾21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綜合性經濟實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區內工業園區規模龐大，如蘇州工業園區已達278平方公里。該區發展邏輯強調產業集聚與內生協同，不僅體現在產業鏈物理集聚，更形成緊密的知識共享網絡。例如，長三角G60科創走廊跨九市，推動產業聯盟與協同創新；上海技術交易所則構建技術確權、評估、交易的標準體系，有效促進技術在區域內流通。 三省一市共建的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採用「總部+研發載體」的網絡化佈局，組織跨區域技術攻關，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策源地。這些平台促使人才、技術與創意在區域內高效流動，極大提升整體創新效率與產業韌性。 粵港澳大灣區則涵蓋港澳及廣東九市，總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是「一國兩制」下獨特的城市群。區內產業結構多元：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深圳以科技創新見稱，東莞、佛山則專注製造業

上回欄目文章《跨區地積比率轉移（三）：發展商選盤的優次》分析了發展商在重建地盤選擇上的考慮及新政策下的部署。近日有土瓜灣一帶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即合作社樓宇）業主查詢其物業參與跨區「地積比率轉移」的可能性。今期將探討合作社樓宇在新政策下的重建議題，以及私人市場參與重建的潛力，助力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加快整體市區重建步伐。 合作社樓宇是政府自1952年推行的公務員房屋福利計劃產物。當年政府以市值地價三分之一批地，並提供優惠貸款，讓合資格公務員成立合作社自建住宅。歷年來共成立238個合作社，單位逾5,000個，惟計劃已於1980年代中止。由於樓齡高、設計過時，如沒有升降機、樓梯狹窄等，加上維修問題，現時不少社員都支持樓宇重建。 然而，合作社社員僅以分租承租人身份居住，並沒有法定業權，亦沒有權利轉售物業。現行機制下，需最少75%社員同意方可申請解散合作社，但僅靠社員主導解散後出售，流程往往緩慢。 為推動合作社樓宇重建，政府於2015年提出兩個建議：一是由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推行「重建公務員樓宇先導計劃」，要求齊集全數單位業主，並以高於市價約10%的價錢

上回欄目文章《跨區地積比率轉移（二）：新政策下小業主的部署攻略》中，筆者分析了舊樓小業主在新政策下的部署策略。今期則從發展商角度出發，探討他們在重建地盤選擇上的考量與新政策下的可能部署。 自2023年7月推行「同區地積比率轉移」政策，因操作繁複，市場反應未如預期。今年9月，政府檢討後建議放寬至跨區「地積比率轉移」，新政策將「輸出地盤」範圍由旺角、油麻地擴展至長沙灣、馬頭角、西營盤及上環、荃灣、灣仔五個指定地區，並容許計劃大綱圖內沒有地積比率或總樓面面積限制的地盤成為「輸出地盤」。 此外，保育歷史建築或用於休憩空間、輔助商業用途的樓面面積亦可全數轉移。新政策亦開放「輸出地盤」未用盡的樓面面積，可分拆轉移至發展商持有的多個「接收地盤」，並放寬「接收地盤」面積下限至700平方米，同時允許每個「接收地盤」可輕微超出總樓面面積30%的上限，為市場帶來更大彈性。 在此新機制下，發展商有更多重建及規劃選擇，主要包括：一是傳統原址重建，二是同區地積比率轉移，三是跨區地積比率轉移。根據發展局指引，指定地區內重建地盤獲贈的20%地積比率可折算為金額，經地價市值估算後

在上期欄目文章《跨區地積比率轉移（一）：業主與發展商的回報攻防戰》，筆者討論過「跨區地積比率轉移」對大小業主、投資者、半政府機構以及發展商等不同既得利益者的影響，並指出政府在與業界磋商時，必須兼顧業主的合理權益及釐清遊戲規則，方能推動市區重建落實，為舊區帶來新生。今期則以小業主角度出發，探討在新政策下如何自處。 觀察過往合作的舊樓小業主，發現他們的取態大致可分為三類。首先，有些業主對出售物業非常積極，坦言舊樓失修嚴重，長期影響生活質素，維修問題如漏水、排水系統、水質、防火及結構安全等層出不窮，維修費用高昂，令他們寧願盡早脫手。有業主更表示，因樓宇不符規定而被檢控，不僅難以負擔罰款，更無力承擔設施翻新開支，因此只要有發展商以市價收購，便會欣然放售。 另外，有一批業主對出售物業持開放態度，但並不急於一時。他們認為自己的大廈保養尚可，未有迫切出售的需要，選擇觀望市況，期待有合理的收購價才會考慮放盤。這類業主普遍認為業權複雜是收購重建的最大阻力，雖然渴望有發展商高價收購，但對最終能否成功重建並不抱太大期望。隨着《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俗稱《

早前筆者在10月中撰文《放寬跨區地積比率轉移 地產金融市場機會處處》，討論《2025年施政報告》所提出的「跨區地積比率轉移」新機制。這項新政策由傳統聚焦「實物轉移」的地積比率轉移，變成以「金額抵銷」為主導，更強調靈活性，有望為市場帶來新動力。 市建局重建荃灣深水埗　地積比率轉移勢成關鍵 市建局招標價左右大局　「高買更高賣」一去不返？ 市建局連蝕三年憂難回本　當初為何制定「同區七年樓齡」？ 香港樓市自2020年起持續低迷，現時市面上的舊區重建地盤多數面積細小，而且准許地積比率從現有規劃機制下普遍已達上限，因而欠缺吸引力。市區重建步伐滯後，政府今次大膽推新機制，目的正是為市場注入誘因，鼓勵私人市場參與，加快市區重建。 在政府積極與業界、專業團體、地產商會及相關持份者商討細節的同時，筆者和團隊亦馬上約見以往合作過的舊樓業主與發展商，主要集中於7個指定地區。當中有部份人認為新政策為舊樓業主帶來曙光，但期望政府盡快釐清「遊戲規則」，才可判斷實際吸引力。 很多業主最關心如何保障自身最大利益，自然希望物業能以「價高者得」出售。不過，近五年以來，除了市建局主導的

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轉變下，綠色經濟已成為新的發展趨勢。隨着中美緊張關係升級，儘管市場普遍認為中國將優先保障國內經濟和就業，環保脫碳或居次位，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卻顯示出與市場截然不同的想法。當中央政府明顯提出全面綠色轉型的方向，一向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香港，能否在國家「脫碳」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筆者過往文章屢次指出，香港產業載體不足乃發展關聯式產業之最大障礙。 第一，香港經濟結構一向以服務業為主（佔GDP93%以上），製造業比例極低（佔GDP不足1%），反映香港本地缺乏綠色技術產業載體；第二，綠色產業核心技術的生產高度依賴內地供應鏈，香港難以直接參與生產環節；第三，土地面積狹小，限制了大規模再生能源設施之部署；第四，在中美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橋樑的功能受削弱，部份西方國家對在港投資綠色項目持謹慎態度。 以上因素限制了香港協助國家及自身綠色轉型的步伐及作用。 儘管挑戰重重，但香港正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正為增加產業載體注入動能，而創科產業載體更有望成為協助中國脫碳的助力。北部都會區可定位

香港經濟發展除了考慮本地自然人口增長，人口政策才是真正關鍵。單靠本地居民的生育率，根本不足以決定是否需要增加土地儲備。更重要的是，應該聚焦人口政策對土地需求的影響，並釐清哪些政策能有效吸引高質素人才來港，為經濟注入新動力。 施政報告2025｜北都尚欠一場「農地農價」的土地改革 近來有聲音提出，香港人口有潛力達到1,000萬。最簡單的說法是，未來「北部都會區」（北都）預計可容納約250萬新增人口，這些人口主要來自內地及世界各地，結合現有750萬人口，總數可達1,000萬。這話題讓我回想起多次與同事討論香港未來發展格局。 我在早前文章提到，北都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透過開發新土地釋放發展空間，推動新產業落地。若沒有充足的發展載體，即使有優質人才或產業有意來港，也可能因資源不足而卻步。所以，人口政策與土地供應其實密不可分。 以上海為例，根據多個AI數據平台，上海常住人口約1,920萬，2023年GDP約4.7萬億人民幣，人均GDP達20.1萬人民幣。相比之下，香港常住人口約750萬，2023年GDP為2.4萬億港元，人均GDP達38.2萬港元。數

世界博覽會（世博會）每五年舉辦一次，是全球創新科技、文化和未來構想的大舞台。過去15年3屆世博會，主題都離不開可持續發展、科技創新及全球合作。今年由日本大阪主辦的世博會同樣聚焦「科技與協作如何打造更永續的世界」，吸引161個國家和9個國際組織參加，入場人次高達2,900萬，剛於本月13日圓滿落幕。 世博會的意義不止於展覽，還是主辦國和各參展國家推廣城市品牌的重要平台。看着世博辦得有聲有色，不禁令筆者聯想到：如果香港可以舉辦一個類似世博會形式的博覽會，但參展單位不是各國，而是中國各個省市，構想一個「中國省市博覽會」又會如何？ 這個構思主要邀請中國常住人口超過100萬的省市參與，對象可超過100個。每個省市都可展示創新科技、文化IP、可持續發展規劃等，推廣各地如何透過創新技術實現「中國夢」。隨着國家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綠色轉型，這樣的博覽會不單展示未來願景，更可成為全國以至全球注目的交流平台。 翻查資料，歷屆世博會用地規模介乎100至1,000公頃不等，今屆大阪則約150公頃。假如香港政府撥出約150公頃土地，參照世博會模式舉辦「中國省市博覽會」，讓貿

根據AI大數據統計，全球有超過100個大城市設有超算中心相關的設施。作為亞洲主要城市之一，香港雖有數碼港打造全港最大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及AI實驗室，惟現階段仍缺乏提供先進算力設施的高端數據中心，令本地創科發展面臨流失機遇的風險。這亦解釋了政府積極規劃高端數據中心、協調新田科技城產業布局，以支撐香港數字經濟及智慧城市發展的迫切性。 以近期沙嶺數據園區地皮招標為例，政府採用「雙信封制」模式，技術評估分8個範疇，包括投資及算力規模、經濟產出、創新建議、園區投產日期、發展經驗、技術型職位數目及ESG建議。當中，技術與價格建議分開評分，技術比重較重，確保高質方案脫穎而出，避免單純「價低者得」而犧牲發展質量。香港上次大型建設採用「雙信封制」已是2016年機場第三跑道項目。 技術評估約佔總分七成，涵蓋技術能力、方案創新、資源分配及風險管理，旨在確保中標者能在香港高昂建築成本下，落實高效、可行和具成本效益的技術方案。這種模式較傳統招標更重後續產業發展及經濟效益，而不只着眼於一次性賣地收益。雖然如電費高昂等問題仍待解決，沙嶺數據園區的興建預計將為經濟帶來多元貢獻。.

最近不少朋友向筆者查詢「跨區地積比率轉移」機制的細節，反映市場關注度甚高。長期關注本欄的讀者，對我一向對「地積比率轉移」有若干看法應不陌生。綜合政府於《2025年施政報告》、發展局局長記者會發言及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43，筆者對相關機制有以下看法。 早於2023年，政府透過城規會就「地積比率轉移」推行新規劃指引（編號43），容許舊區重建項目未用盡的地積比率／總樓面面積，轉移至同一規劃大綱圖下的用地使用，最高可轉移30%。此舉聚焦於「實物轉移」模式，旨在透過規劃程序平衡基建承載與城市設計。不過，該指引僅分別針對油麻地及旺角分區計劃大綱圖，屬試行性質。 直至《2025年施政報告》推出「跨區地積比率轉移」機制，及後發展局局長於9月19日進行解說，機制由原本聚焦於「實物轉移」的「地積比率轉移」演變成聚焦於「金額抵銷」模式的「跨區地積比率轉移」。即是說，如果重建地盤位於長沙灣、馬頭角、旺角、西營盤及上環、荃灣、灣仔、油麻地的七個指定地區，業權人在重建時政府會按規劃大綱圖上地盤的地積比率／總樓面面積，贈送額外20%地積比率／總樓面面積。...

西九文化區自誕生起，就是一個非以盈利為首要目標的公營項目。當年城市規劃者將其定位為香港重要的文化樞紐，甚至把高鐵終點站納入規劃之內，冀望能吸引大灣區城市旅客，成為本地以文化為主題的休閒娛樂新地標。規劃藍本採用英國著名建築師Norman Foster的設計，地積比率限定在1.81，發展密度及高度均遠低於鄰近地區。其核心理念是以文化設施和公共空間為本，讓旅客從高鐵站下車後可一覽無遺地欣賞維港景色，並以此作為香港鐵路口岸的標誌性門廊。 西九文化區初期確實成功吸引大量旅客，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視覺文化博物館、戲曲中心等成為文青與遊客的打卡熱點。不過，隨着近年疫情影響，以及國際政治經濟不穩，旅遊及零售業大受打擊，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困難亦逐步浮現。事實上，西九本質上一直是區域性發展項目，缺乏本地常住人口。周邊除了圓方商場和九龍站上蓋的高尚住宅外，缺少住宅和社區配套，令本地到訪者多屬跨區而來。當外地旅客減少，區內又欠缺穩定的日常消費群，財政壓力自然浮現。 總結西九文化區遇到的困難，筆者認為有三大主因。第一，規劃時忽視了本地市民的便利性和短途消費能力，導致平日

發展局明確表態，現屆政府將聚焦推進「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而備受關注的交椅洲人工島大型填海工程，則因相關條件未成熟，將無法於本屆政府任期內開展。有關環評工作亦已暫停。若工程時序未明，暫緩環評屬合情合理的決定。但暫停是一回事，交椅洲人工島本身的目的和意義又是什麼？政府又為何花了這麼久才拍板暫緩？這段期間，香港又錯過了什麼？ 從城市規劃及設計角度分析，香港一直以中環、九龍半島為發展核心，逐步向外擴展，形成商業核心區為主、新市鎮為輔的都市格局。交椅洲人工島位於中環西面，若有高速通道，車程僅10至15分鐘。根據地租理論，這位置土地價值極高，發展潛力不容忽視。人工島的建設意義有多方面：其一，作為中環核心旁的新載體，為核心區解鎖更多發展空間；其二，鄰近香港大學，方便推動教育及科研發展；其三，可興建大量公私營房屋，紓緩本港房屋供應壓力；其四，創造新土地，促進新產業發展，為經濟注入新動能。 多重考量下的決策延遲 坊間不少聲音認為，政府遲遲不肯暫緩人工島，或出於當年大力推動工程，不欲被指「朝令夕改」。但我認為，政府考慮更多實質因素。首先，現時中環等核心區的商廈空置率

隨着《施政報告2025》公布，筆者欣見多項曾於專欄中提出的政策建議，與政府最新施政方向不謀而合，特此簡要回顧並分析數個重要議題。 北都專法：簡化程序 政府建議訂立北部都會區專屬法例，以簡化法定程序及行政安排，包括加快批出建築圖則、放寬分區大綱圖准許用途及微調發展參數，從而提升發展效率。 筆者早前已於《 美國關稅戰露底　本地北都發展應修例提速發展 》中指出，香港科技、教育及加工製造等領域的發展載體有所不足，建議政府以現有發展條例為基礎，制定針對北都的專屬法例，繞過繁複審批流程，全速推進北都發展。 在招商引資方面，政府提出以更具彈性的土地批撥政策吸引企業，包括延長租約年期、採用公開招標、限制性招標或直接批地等多元模式。筆者亦曾建議，政府可考慮創新合作模式，例如公私合營、靈活土地規劃等，讓企業能更長遠地投資及規劃業務，推動產業多元發展。 大學園區：有待完善 政府提出成立「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參考國際成功案例，探索適合本港的發展模式，並以產業導向為主，結合新發展區的創科優勢。 筆者早於《 把握美國關稅戰時機 乘勢打造北都國際教育樞紐...

自7年前起，筆者工作部門主要業務之一，便是協助因政府收地而受到影響的土地擁有人，以及「二房東」、分租客、業務經營者等相關持份者，向政府提出土地及商業損失的賠償申索，而賠償金額動輒以億計。在服務客戶的過程中，我經常聽到他們說：「政府推動北部都會區（北都）和高新科技產業發展，並需收回我們的土地來配合規劃。但我們這些傳統工業要在短時間內該如何轉型？過程中還要面對很多我們無法掌握的問題，真是有如摸着石頭過河般。」 最近，我代表多位來自不同工業類型的客戶，就申索事宜與發展局及地政總署會面。會議中討論到，根據現行規定，受影響人士在搬遷廠房時，需先自行墊支新廠房建造費用，並提供賬單證明，方可向政府申索賠償；惟實際賠償金額需視乎情況而定。 廠家是廠房的運營者，而非建設者，對建設成本的了解有限。如果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貿然承擔無法逆轉（Irreversible）的財務負擔，往往會陷入財困。儘管受影響人士可以找顧問協助，但究竟該找哪類顧問呢？他們也難以掌握。當前經濟下行，當局怎能假設受影響人士擁有足夠現金流來應對搬遷和建設費用？若賠償金額未如理想，導致搬遷過程中入不

早於2016年，我曾與瑞士一間體育管理公司合作，就香港體育設施的配套及質素進行初步研究，並推廣與體育相關的文化與旅遊，希望將本地打造成國際體育盛事中心。體育盛事與城市發展、經濟、文化及旅遊息息相關，當中規劃則尤為重要，以有效串連不同活動，推動多元發展。 筆者當年亦有幸參與造價超過300億港元的啟德體育園部分項目規劃，並就酒店及辦公室等設施配套，向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徵詢意見，同時參考國際多用途體育園的規劃準則。時至今日，啟德體育園已正式投入運作，並舉辦多場國際體育盛事，帶動本地經濟。筆者現時亦參與其他公共體育設施的重建及優化規劃，留意到政府積極了解本地運動習慣及設施需求，為日後發展鋪路。 隨着香港體育正逐步走向普及，越來越多精英運動員以成為職業運動員為目標，而在規劃過程中，明顯見到政府正緊貼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及產業化等五大體育發展政策方向。不過，若要實現這五大政策，應先推教育、設施配套，還是着眼於成績？長遠而言，又應如何塑造屬於本地的運動項目，而非只是追隨國際潮流？正值本地經濟踏入新一輪創新，政府應思考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