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發展與自然共融之道 （上）》回顧了香港濕地保育政策的歷程，點出本地民間倡議和政府合作下，逐步建立的保護框架。隨着城市發展加速，香港要在增地同時守護生態，「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日漸受關注。本文將以新田科技城和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兩大新發展項目為例，探討NbS在實際規劃如何推動城市與生態共存。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已成為香港城市規劃新里程碑，其中新田科技城與三寶樹濕地公園的「發展與保育並行」策略，最能體現這股新思維。當局強調「藍綠交織」，既預留鷺鳥林、鳥類飛行路徑，設生態走廊、棲息地重置，並設立濕地公園。以三寶樹濕地為例，官方提出合併小魚塘為大水體、建生態浮島、優化塘岸、設圍欄與水平管理，多管齊下提升水鳥覓食及棲息環境。這些主動管理措施，目標是在工程前後達至生態影響的平衡甚至提升。 不過，現階段措施大多仍屬原址補償，難以應對高密度發展下的額外需求。參考香港規劃界早有如《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的「跨區地積比轉移」，既然發展權可跨區流動增效，生態補償機制亦可引入「生態單位轉移」制度：換言

湿地是香港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资产，不仅维持生态平衡，更提升城市生活质素。随着城市快速发展，香港土地资源紧绌，如何在城市规划与生态保育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本文将简述过去半世纪香港湿地政策发展，并探讨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在新市镇发展中的应用。 香港的湿地保护政策经历由民间倡议、专业规划到法制建构的演变。1970年代，后海湾沿岸开始出现大规模地产发展，令米埔及邻近湿地生态饱受威胁。当时缺乏完善法规，保育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接管米埔，成立米埔自然保护区，这标誌着重要湿地由自发保护走向有组织管理。 1995年是香港湿地保育的关键分水岭。米埔和内后海湾共约1,500公顷湿地被列为《拉姆萨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代表香港承担起国际保育义务。政府亦在大纲图首次引入「湿地保育区」和「湿地缓衝区」，为后海湾周边土地用途设下发展限制，保护政策从民间主导逐渐过渡到政策层面。 进入2000年代，《环境影响评估条例》成为湿地保育的重要法律工具。根据「避免、减少、补偿」叁原则，所有可能对湿地生

香港的城市发展正处於关键转型期，无论是北部都会区的雄图，还是旧区更新，均牵涉多元的土地利益、社区网络及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现行规划体系虽具稳固的法治基础和布局宏观，但随着公众对发展品质、地区特色和参与度的期望不断提升，如何在高效推进项目同时，更细腻贴地回应每个社区的独特声音，成为重要课题。 从旁观者变参与者 在过去四年参与打鼓岭等乡郊地区规划顾问工作时，我们深刻体会挑战与机遇，亦不断探索新的协作路径。项目强调专业协调与社会参与，透过系列公众活动，吸引逾3,000名政府部门、学术界、专业团体及居民参与，切实推动政策方向与社区意愿的双向融合。 作为地区规划顾问，我们有系统地整理并转译社区意见，将其纳入方案设计，并积极与立法会及相关政策单位对接，确保地区发展需求得以有效回响。於过程中，我们倡议「每区一规划师」协作机制，期望加强规划专业在複杂发展议题中的协调角色与公信力，推动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共建愿景的夥伴。 提供「陪伴式服务」 这一构想部分源自香港曾倡议的「社区规划师」以及内地推行中的「责任规划师」制度。内地的经验多以区或街道财政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随着内地研究夥伴的加入，我得以从全新视角观察中国区域发展。今期专栏聚焦比较长叁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在创科及工业园区的发展路径，并探索这些经验对香港的启示。希望藉由梳理两地模式异同，为区域协同及香港未来定位提供参考。 长叁角以上海为核心，涵盖江苏、浙江、安徽，总面积逾21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综合性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区内工业园区规模庞大，如苏州工业园区已达278平方公里。该区发展逻辑强调产业集聚与内生协同，不仅体现在产业链物理集聚，更形成紧密的知识共享网络。例如，长叁角G60科创走廊跨九市，推动产业联盟与协同创新；上海技术交易所则构建技术确权、评估、交易的标準体系，有效促进技术在区域内流通。 叁省一市共建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采用「总部+研发载体」的网络化佈局，组织跨区域技术攻关，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策源地。这些平台促使人才、技术与创意在区域内高效流动，极大提升整体创新效率与产业韧性。 粤港澳大湾区则涵盖港澳及广东九市，总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是「一国两制」下独特的城市群。区内产业结构多元：香港为国际金融中心，深圳以科技创新见称，东莞、佛山则专注製造业